相面这个行当，在古人眼里是一门正经学问，历代诗人也常把它写进诗里，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句子。从先秦的《左传》里相人的记载，一直到明清笔记小说里满街走的江湖术士，看脸断富贵的传统绵延了两千多年。诗歌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方式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题材。翻检历代诗集，会发现有关于相面的作品大致分三类，一类是赠给相士的诗，一类是诗人自嘲面相的诗，还有一类是借相面说世道人心的诗。这三类作品合起来，恰好勾勒出古人对命运的复杂心态。
先说赠相士的诗。这类作品数量最多，因为古代读书人跟相士打交道的机会实在不少。科举时代，士子进京赶考，路上遇个看相的，停下来听几句断语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唐代诗人里写这类题材的就有好几位。李白一生游历，见过的方外之士极多，他笔下就出现过为人物色贵人的高人形象。杜甫晚年流落江湖，也有诗句提及相士为自己看相的事，说对方端详半天，断他命里注定漂泊。这种赠诗往往带着半信半疑的口吻，诗人一边客气地称对方先生，一边把那些断语当作谈资，写进诗里存个念想。
宋人写这类诗写得尤其多，也尤其坦白。黄庭坚集中就有赠给相士的作品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冷幽默。他把相士的话原样记下，什么山根隆起、地阁方圆，然后笔锋一转，说自己如今头发都白了，功名还是没影，先生当年那些好话，看来要留到下辈子兑现了。这种自嘲其实是对相面术的温和质疑。苏东坡也留下过类似的笔墨。他一生宦海沉浮，被贬到岭南、海南，若相面真能看穿一生，当年在京城时怎么没有高人提醒他一句。东坡的诗文里对命理之学时而信、时而疑，这种摇摆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，说明连最聪明的人也拿命运没有办法，只好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踱步。
再说说那些断语本身。古相书把人的脸分成三停，上停主早年，中停主中年，下停主晚年，又讲什么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是富贵之相，尖嘴猴腮、面皮无肉是贫贱之相。这套术语渗透极深，连诗人都拿它开玩笑。宋代的笔记里记载过一个段子，有位相士给诗人看相，说他两颧高耸，主中年发达，可偏偏印堂偏窄，早年要吃苦头。诗人听完写诗回赠，说既然中年注定发达，那早年的苦就请先生一并算清楚，到底是先苦多少年。这种诗读起来轻松，背后其实是读书人对功名的焦虑。科举这条路太窄了，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，自己努力到什么份上心里有数，剩下的变数就只能交给命运，于是相面成了花钱买一句安慰的买卖。
有一首流传较广的题相面铺子的诗，据说出自宋代人之手。诗的大意说，这家铺子开在城门口，每日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赶考的举子和谋差的小吏，人人都想听一句贵人的断语。掌柜的看人下菜碟，见了穿绸的就说必有大贵，见了穿布的就劝对方行善积德改改命。诗末两句尤其刻薄，说这位先生如此灵验，怎么不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，如今还在街边支摊讨生活。这样的作品已经跳出相面本身，直接戳向人心。看相的人未必信相，摆摊的人也未必懂命，买卖双方各自心知肚明，花钱买的是一句话，卖的是一份指望。
唐人在这件事上反而显得更认真。唐代社会门阀观念还重，一个人出身如何，几乎决定大半前程，所以人们格外在意那些先天注定的东西，面相自然位列其中。唐诗里写到相面的句子，往往带着一种宿命的庄严感。有诗人写自己请高人看相，对方说他目有精光、鼻如悬胆，是封侯之相，他于是把这话记在心里，苦等了几十年。等到白发苍苍、封侯无望，再翻出旧诗看，只能苦笑。这类作品读来最让人唏嘘，因为它记录的不是相术灵不灵，而是一个普通人被一句预言拴住一生的过程。预言这东西，信了它，它就成了命。
形容富贵的古诗
陆游也碰过这个题材。放翁一生主张北伐，年过六旬还在军中效力，他的诗里有这样的意思，年轻时相士说他骨相清奇，当为朝廷重臣，可看看如今的自己，官职不高不低，北伐遥遥无期，骨相再好又顶什么用。他把满腔郁愤借相面这件事发泄出来，使得一首赠相士的诗变成了感怀身世的悲歌。这提醒我们，古人写相面，十有八九不是真的在讨论相术，而是借这张脸、这些断语，说自己胸中的块垒。脸是镜子，照出来的其实是时代。
还有一类诗格外有意思，是诗人替相士写的招牌诗、广告诗。宋元以后商业发达，江湖行当也讲究包装，有的相士会请落魄文人替自己写几首诗，挂在摊子旁边充门面。这些诗的水平自然参差，有的写得像模像样，把相士吹成麻衣道人的真传，说什么铁口直断、不开空口；有的就直白得可笑，无非是把天庭地阁那一套术语押上韵，念着顺口就算合格。这类作品文学价值不高，民俗价值却大，因为它们保留了当年这门生意最真实的话术。从这些打油诗里能看出，相面在市井层面已经完全变成了生意，术语是行话，断语是产品，顾客花了钱，总能听到一句顺耳的话。
提到麻衣道人，就绕不开《麻衣相法》这部书。传说是麻衣道者所授，实际成书年代学界至今有争论，多数意见认为定型于明清。这部书把相面的理论系统化了，什么部位主什么运，什么纹路克什么亲，讲得头头是道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部书在民间影响大到反过来进入了诗歌。明清的通俗小说里，人物开口闭口就是麻衣先生的口诀，一些竹枝词、俚曲也直接引用相书术语。这说明相面术到了晚期已经彻底融入了大众的语言系统，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懂得说某人天庭饱满有福相，他未必读过麻衣相法，但那套词汇就在戏文里、评书里、街谈巷议里一代代传下来了。
回头再看那些自嘲面相的诗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明代有位文人写过这样的意思，说自己生就一张苦命脸，颧高无肉，耳薄无轮，相书上的贫贱条目占全了，可偏偏靠这支笔混到了一口饭吃，可见书上的话也做不得准。这种诗表面是打趣相术，内里是文人的一种自我宽解。旧时代读书人出路狭窄，面相不好这个理由，倒可以拿来安慰自己，功名不就不是我笨，是爹妈给的脸不对。阿Q精神固然可笑，可放在那个动辄归咎于命的时代，也算一种心理自救。
清代笔记里还有一则趣闻，说的是某相士替一位翰林看相，断他三年内必外放做知府。翰林大喜，重金酬谢。三年过去，翰林还在京城编书，一怒之下写诗骂那位相士，说他眼瞎嘴滑骗人钱财。诗传出去，相士不慌不忙也回了一首，说先生的骨相确实该做知府，只是流年不利被小人挡了，再等三年必验。翰林竟又被说动，继续等。据说后来那位翰林真的外放了一任地方官，相士的名声因此大振，铺子前排队的人绕了半条街。这故事真假难辨，但它把相面这门生意的核心逻辑讲透了，就是把断语下得足够模糊、足够遥远，让顾客自己把时间耗进去，最后总有办法把结果解释成灵验。
从诗歌这条线索看相面，能看到一部微缩的社会心态史。唐人信命，因为门第确实压死人；宋人疑命，因为科举毕竟给了寒门一条缝；明清的市井百姓既信又疑，把相面过成了日常。诗人们的态度也在变，早期的赠诗还客气，后来越写越刻薄，到了竹枝词那里干脆变成公开的调侃。这种转变背后是理性的缓慢抬头，人们渐渐明白，脸上的富贵看不出来，手里的日子才是真的。
还有一首无名氏的诗值得一提，据说题在江南某地的相士祠堂墙上。诗写一个农夫求相，相士说他面带富贵，将来必穿绸缎。农夫回去更加勤谨，二十年后果然家境殷实，穿上绸衣，特地来谢相士。相士笑着说，我当年是看你肯下力气，顺口夸你一句，你若听了好话就躺着等富贵，如今该讨饭了。农夫恍然，把这事讲给乡邻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反倒把相士的生意抬得更高。墙上的诗就记到农夫恍然为止，末一句写乡人听了都笑，笑声里分不清是服气还是嘲弄。这个结尾妙极了，比任何议论都深。古人写了这么多相面的诗，说到底也是这个农夫，把希望寄托在一张脸上，再把功劳还给一支笔。